“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诗中有画，所描绘的就是一幅驿站送行图。渭城在今陕西成阳东，建有西出长安的第一大驿站客舍，遂成京城送行亲朋的站点。朝雨飘洒驿柳青青，客人将远赴龟兹（今新疆库车）的安西都护府，一过阳关就见不到相识的人了，所以要借酒致意，以表赠别之情。这首妇孺皆知的诗歌，后来还被谱成“渭城曲”，又因重复演奏而称“阳关三叠”。
本来，古代邮驿除了传递函件，担任边防报警外，还担负另一大使命，就是招待交游官员来宾，一起还押送投递罪谪罪犯，其实就是今日兵站或招待所的效劳功用。
从前豪华的驿馆
据考，驿站设置除有间隔要求外，还有等级规则。但不管巨细，必备传舍、马厩、厨房、粮草仓库等，以招待驿员歇息或换乘坐骑，一起也为过往来宾供给食宿。在乡镇关口重地，则建有大型驿馆，有的规划设备还非常崇闳豪华。
现在古代驿馆遗址存世很少，最早的一处遗址就是1990-1992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掘的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占地约22000多平方米。据出土书籍记载，此驿置不光办理官员很多，分工清晰，除常设职官安排外，还有驻军武官、校尉、候、司马等，以及主管刑徒的狱丞和囚犯。遗址中除由坞、传舍、厩、仓等部分组成的建筑群落外，还有监狱看守所等。从遗址中坐落坞内的传舍看，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其间一组传舍，有四个院子，每个院子前有长廊，中为客堂，后有睡房、洗手间，内有蹲式厕所、净手瓮和排水设备，大约是招待高级官员、外国使者和贵人的所谓“上传”。而另一组一字形排开的土墼平房，似为招待一般官员和驿购置公场所的所谓“中传”。马厩为棚式建筑，仓为一长方形大型重檐式土木建筑，其常驻官吏及仆人、士卒、刑徒等可达400余人。具有120余匹马及50搭车，月用粮就达7100余石，最多一次曾招待过310多人，仅库存酒杯就有200多枚，其规划之大可想而知。
在唐代因国力强盛，驿馆建筑多巨大宽阔，尤其是坐落交通枢纽的富庶之地，馆舍房屋有正、偏之分，不只有庖厨、粮仓、马厩，还有菜窖、茶馆、酒库，乃至佛堂，有的还亭榭水池相映，花木葱郁秀如园林。据刘禹锡《管城新驿记》载：管城驿（今郑州）座南朝北，门临驿路，建筑富丽，客舍分等次，床帐有冬夏，前庭可住持节青鸟使，廊下可放行囊安卧驼马，内有厨房外有马厩，粮仓库房深邃，柴薪向阳牧场枯燥，主仆各有居处和就餐规范。围墙巨大，门楼挺拔，卫生整齐，犒劳迎送效劳恭顺，使人眷恋难舍，故而发出了“入而忘劳，出必屡顾，其传舍之尤乎”的感叹。
唐代在西域今新疆境内驿路沿线所建馆舍也不少，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马料账单开列的驿站名就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据《新唐书-地舆志》载，在西域焉耆就设有吕光馆、新城馆，交河有龙泉馆，碎叶和疏勒有谒者馆、羯饭店等，有些仍是专门招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驿馆。
宋代各馆驿也非常注意馆舍建筑的宽阔豪华、环境的整齐和膳食的改进，以获取过往官员青鸟使在上司面前的好评，追求奖掖提高。苏轼曾谒客陕西凤翔凤鸣驿时，写道：“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有钱人之宅。四方至者如归其家，皆樂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饲槽）而嘶”。馆驿之设，连马都眷恋不舍，可知其豪华程度。但到北宋末年，因战乱频起，驿舍残缺馆人逃逸，“使路途无所宿息，为行役之患”，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元代的驿馆遍及全国，在丝绸之路沿途更是站赤不停于途，既有筑建的固定馆舍，也有毡帐蒙古包，以招待官员贡使，而且免费供给酒食和驿马。故诸王、妃子、公主、驸马等皇亲贵戚及达官高僧等，都想方设法觅取铺马圣旨或圆符乘驿。他们往往巧立名目，损公肥私使用驿运筹办私事。而各省官员也“推称事端，给驿乘者多有之。”举凡“搬取家族，拾掇子粒，迁葬娶妻，送灵嫁女”等，无不动用驿马，讨取祗应。元代“给驿众多”还表现在站户供给“首思”（饮食）方面，“首思”蒙语意指汤汁，但实际上却包含了米、面、酒、肉、灯油、薪炭等。
元改宋代“以军卒代民役”的作法，把驿站的车马置备，青鸟使饮食供给等，除官府补贴一部格外，大都压在站户身上。站户为元代“诸色计户”之一，与民户不同，其户籍自成一类，人户一旦定为站户，即后代世袭，不得改变，成为世代为王朝驿递效劳的仆人。因为元代驿站安排巨大，官府出钱甚少，费用大部分由站户担负，在乘驿冗滥、官吏凶狠的运转中，成为元代一大苛政，站户磨难尤甚。
因为驿站办理混乱，元代特制法典核定驿站办理条令，对驿马的乘用购买、青鸟使的挂号、食宿规范等都作了翔实而严厉的规则。但在官吏贪暴成性、糜烂成风的漆黑控制下，准则往往是一纸空文，毫无束缚效果，驿传终致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