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音乐家去南边的村庄采风，乡下的一首歌谣引发了他的爱好：其实歌词仅仅一般的男女求爱体裁，但那旋律却与其他的当地歌曲不同很大；就算许多阶段采用了典型的民歌方法，可专业研讨者听起来，总仍是觉得这首歌有特别之处——尽管一时也说不上详细原因。
咱们的音乐家用录音机录下歌曲，又细心做好了符号。直到这天晚上，他回住处收拾当天搜集的资料，听着录音记谱时，才俄然领会了歌谣的本相：这根本就是面目一新的《国际歌》旋律。本来，当地早年是工农红军根据地，在革命政权的推行下，《国际歌》等赤色歌曲曾在民众中广为流传；而跟着部队战略转移、反动势力复辟打压，大众无法再揭露唱起《国际歌》，只能用情歌的词句、民乐的修饰把它假装起来；再加上年代久远、传唱失真，才形成了采风者终究听到的旋律。若没有这次采风旅程，又有谁会想到，在形似普通的曲调中隐藏着峥嵘岁月的先烈业绩！
尽管这段趣事发作在音乐研讨范畴，但它其实与咱们游览经常遇到的一种景象有类似之处：游览者在履历某个瞬间、某个事情时，会俄然感到有所牵动，但又无法当即分辨出其间的缘由；仅仅在过后（乃至是适当长期之后）留心重温，才会了解这段履历的实在含义。咱们无妨说，游览体会由此分裂为两个环节：首先是履历发作的时间，这以后是含义显现的时间；后者尽管缓不济急，但却绝非非必须或冗余，相反，只有当旅途的含义向咱们充沛展露时，一次游览才算完美，行程的意图才算是终究达到。如此一来，整段旅程的准则或条件，反而要等到终究方会暴露。
在一篇有名的小品文中（咱们的译文收录在本期杂志“至所未致”栏目里），18世纪的英国大学者约翰逊博士曾诉苦说，行记算得上一切图书里顶无趣的一类。照理说，旅游者见多识广，履历丰厚，动起笔来应该引人入胜才对，可约翰逊博士发现，这类书要么是一味罗列行程、记流水账，要么是少见多怪地发些“苍翠欲滴”“美不胜收”之类的感叹；因而作者写得越是兴致勃勃，喋喋不休，读者读着就越是味如嚼蜡，无所会意。依照咱们前面的剖析，或许可以说，这些行记之所以失利，是因为它们仅仅铺陈了游览的履历，没能抽绎出游览的含义；糟糕作者们的游览从根本上说还不行完好，其间缺席的，正是咱们所说的“含义显现的时间”。
人是寻求含义的动物。咱们无论是重温旧经典，仍是学习新知识，都会把它们织造进一张包罗万象的含义网络之中；因而所谓“含义”，也就是咱们在自己的“认知地图”上为各类零星履历、片断体会增加的方位符号。关于这一点，或许没有人比人类学家们感受更深：他们在调研地域的深化调查，往往仅仅为了观察当地人为事物赋予含义的方法，从中概括出若干世人尚不了解的文明机制。在拉萨河谷区域，人们常用的“吉都”一词究竟指什么？被黄土高原上的蝎子蛰了是怎样一种体会？……勤劳的人类学家们不只要饱尝、记载这一切，还将把它们全都织入认知与了解的全体网络。在本期杂志的专题报道《两种目光的相遇：三位人类学家的我国行旅》中，咱们邀读者一同见证这些含义显现的绝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