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庆
众师生在校不只要教好学好，一起也要吃好喝好，益身心，添生机，北洋大学暨天津大学120年来的校园生活莫不如此。早在校园兴办初期，丁家立任总教习之时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就参照美国几所大学的经历，亲身拟定了各项办理制度，其间包含斋务（宿舍业务）规矩、食堂规矩等。辛亥革命后不久，《国立北洋大校园就事总纲》出台，与之合作的《国立北洋大校园学事公例》随即而生，其间除了对教育教学工作列出规则外，还专门就膳食办理、费用开支等予以具体阐明，师生的饮食生活水平由此得到进一步完善。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鉴于此，校园在有用办理的一起更重视以人为本。比方那个时期以广东籍、江浙籍学生居多，由于南北食俗与口味差异较大，所以校园答应学生自组“膳食团”，可谓开通、交心之举，这也为学生训练才能且自行办理食堂打下良好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初，北洋校内有多个膳食团，学生自选团长，轮番办理，学生按个人习气进团或出团自便。伙食费规范一如朴素的校风，力求健康甘旨、经济实惠，每人每月2至6元（大洋）不等，餐费最高的组团常被世人笑称为“贵族团”。张度于1922年8月考入北洋大学，甚至成为闻名水利专家。他曾回想：“向校园报了到，交纳膏火10元，就正式入学了……饮食方面，最早有三个食堂，他们是榜首、第二和自治食堂，都是由学生自己办理。后来学生多了，又多安排了几个。分桌进餐，每桌6人，午晚两餐均为四菜一汤，早点是馒头、稀饭和咸菜，每月膳费约5元。”到了20年代末，校内增设南式食堂、第三食堂等。天津大学台湾校友会主编的《国立北洋大学记往》出书于1979年10月，一位1927年入学的校友在书中文称，早年“还有教授食堂，同学也能够随时光临，一饱口福。但是校门口左手的小铺总是全校同学零食的中心，胖胖的老板，总是笑脸迎候顾客。”别的，那铺子里卖的天津鸭梨、高粱酒也给师生留下较深形象。
北洋大学学生会（时称学生自治会）是十分活泼的社团，1931年、1932年间几回安排举行学生大会，研讨并向校方宣布提议，期望开设新食堂、修葺马路、充分新大楼设备等。至30年代中期，校内的膳食团已达十几个，供300多名学生就餐。据陈明远在《那时的大学》一书中介绍，其时人数较多的团有30多人，分坐五六桌，小团仅有两桌，大多能吃到家乡风味美食。
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何国模是1947年10月考入北洋大学电机系的，对校园一往情深。他在2005年9月承受媒体采访时回想：“校园里有四个食堂，同学家庭状况不一样，一食堂是贵族食堂，家里有钱的人在那里吃；二食堂是中心的，工薪阶层的子弟吃二食堂；四食堂是最差的，四食堂经常吃丝糕，就是玉米面蒸的发糕。三食堂是清真。”何国模在校期间的食堂仍由学生办理，每月挑选办理人，学生还能够轮番监厨，是在快下课的时分去厨房观察。
时光荏苒，校园生活一日千里，三餐常相伴，更多“北洋”美食与“天大”故事值得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