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小时候家中有一支精美的体温表，它装在一支粗糙的黑色钢笔套里，我看过一部反特小说，说情报就是藏在没有笔尖的钢笔里，那个钢笔套就显得有几分奥秘。
妈妈把体温表收藏在我家最小的抽屉——缝纫机的抽屉里。妈妈素日上班极忙，很少有时刻动针线，那里就是家中最保险的地点。
七八岁的我，对天地万物都猎奇得恨不得吞到嘴里尝一尝。我跳皮筋回来，通过镜子，偶尔看到自己脸红得像炉膛里烧的炭煤。我想我必定发烧了，乃至觉得自己的脸能够把一盆冷水烧开。我决定给自己丈量一下体温。
我拧开黑色笔套，体温表像定时炸弹相同安静。我很利索地把它夹在腋下，严寒如蛇的凉意，从腋下直抵肋骨。我耐心肠等候了5分钟，这是妈妈惯常守候的时刻。
到时刻后，我小心谨慎地拿出来，像妈妈相同眯起双眼把它对着太阳晃动。我什么也没看到，体温表如一条安静的小溪，里边什么也没有。
我各样不解。俄然想起来，妈妈每次给我夹表前，都要把表狠狠甩几下。必定是我忘了这一要害操作，体温表才表明沉默。
我拿起体温表，全力甩去。我听见背面宣布犹如檐下冰凌折断般的洪亮响声。回头一看，体温表裂成很多亮白珠子，在地上翻滚……
妈妈十分喜爱这支温度表，不是由于宝贵，而是由于稀疏。那时候，水银似乎是军用品，很少见于寻常百姓家。楼上楼下的街坊都来借用这支表，每个人拿走它时都说，请定心，绝不会打碎。
现在，它碎了。我知道任何修正它的或许都是胡思乱想。我祈求自己发烧，我知道妈妈对抱病的孩子分外爱怜，我甘愿用本身的苦楚换回罪孽。
妈妈回来了。我默不作声。我把那只空钢笔套摆放在最显眼的当地，期望妈妈自动发现它，我以为被他人发觉过错比自首要少些恐惧。
妈妈忙着煮饭，底子没注意到钢笔套。我的心越发沉重，真实等候不下去了，我飞快地走到妈妈跟前，大声说：“我把体温表给打碎了。”媽妈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
不久，我病了，就像被人塞到冰箱里，从骨缝里往外发出寒气。“妈妈，我冷。”我说。“你或许发烧了。”妈妈说，伸手去拉缝纫机的小抽屉，但手臂随即僵在半空。她用手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甲旁有几根小毛刺，把我的脑门刮得很痛。
“我刚回来，手太凉，不知你终究烧得怎样，要不要赶快去医院……”妈妈拼命搓着手。她俯下身，用她的唇来吻我的脑门，以打听我的温度。
妈妈是严峻的人，在我有回忆以来，从未吻过咱们。这一次，由于我的过错，她吻了我。那一刻，我心中充溢感动。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滋味，那时她患很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
但是妈妈仍是无法判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脑门与我的脑门相贴。她的脑门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触我的温度，喃喃自语地说，这么烫，可别抽风……
我总算知道了我的过错的严重性。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相似的景象。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像树相同栽在我心中。
后来，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支体温表。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需要给患者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办理也很严厉。纵是打碎了，原价补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挖空心思跃跃欲试，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温度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救，说军马得了不可思议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刚好不在，期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成果起了至关重要的效果。兽医们很感谢，说要送我两瓶水果罐头作为报酬。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我一再推托，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支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好像一根通明铅笔，一切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明晰。
我喜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所以耐着性质等到了第一次度假。
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
妈妈细心打量着体温表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仅仅现在不很需要了，由于你们都已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