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璇 解佳 江泓源
[摘 要]文章从社会学、地舆学、游览学三种最多说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研讨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实际语境，从提出布景和意义内在上阐释mobility译为“移动性”的合理性，在概念比较和剖析中诘问常识的发作和研讨的头绪。从社会学视点来看，Bauman的活动性和Urry的移动性所指不同：前者是现代性的特征，注重时刻意义；后者指移动中社会的特色，注重空间维度。从地舆学视点来看，移动性研讨阅历了从偏重实体移动到实体移动、附加移动和虚拟移动偏重的移动研讨转向，研讨的首要范畴也从交通地舆转化为交通地舆、社会地舆、游览地舆、文明地舆、行为地舆乃至政治地舆并存的局势，呈现了所谓“杂交地舆学”。从游览学视点来看，移动性作为桥梁把社会学和地舆学连接起来，游览者经过实体移动、物品移动和虚拟移动，构筑了与异地的多元化联络及网络，引致空间和资源的抵触；由现代科技联接的实体/虚拟移动改造了游览者离家/在家的体会及传统时空联络，由此也将日益打破游览/作业、实在/虚幻、崇高/尘俗、在场/缺场、主人/客人、当地/人等与游览相关的二元敌对联络。移动性既能够包含对游览主体、客体和媒体及其所构筑的杂乱网络的研讨，也能够打破一向以西方为中心的游览研讨视角，在全球化的布景下去注重游览中的各种现象。文章从多学科的視角动身，导出移动性已成为打破学科鸿沟而交融各学科特征的后学科研讨范式，希冀这一范式为后续的游览研讨供给更新的思路。
[关键词]移动性；活动性；社会学；地舆学；游览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0-0104-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0.015
导言
Mobility是由John Urry在世纪之交提出的社会学新理论[1]，他以为在鸿沟日益淡化的当今国际，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学研讨的根底现已过期，取而代之的应是对物质的（physical）、幻想的（imaginative）和虚拟的（virtual）、移动（movements）的研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mobility视为游览研讨的跨学科范式或理论途径 [2-5]。但国内关于mobility的研讨十分有限，仅有少量学者从活动性（即下文所译的“移动性”）视角对与游览相关的一些现象进行过论说[6-10]。学界对mobility理论没有有过概念的解析和系统的整理，因而很难以此理论为剖析结构进行更深化的阅历研讨1（empirical study）。杨茜好等 [11]曾对西方人文地舆学中的mobility研讨进展进行过阐释，但他们注重的是移动空间和该进程自身发作的意义，和开始游览社会学中mobility研讨的偏要点不尽相同。孙九霞等[12]在2016年打开了一场针对活动性论题的跨学科对话，是国内学界榜首次把对活动现象的注重上升为对活动性理论自身解读的积极探究。以上中文文献均把mobility译为“活动性”，笔者将从社会学、地舆学、游览学三种最多说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实际语境，阐释为何mobility译为“移动性”更为恰当，在概念比较中诘问常识发作和开展的头绪。
因而，本文旨在对移动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讨范畴的发作和开展的来龙去脉进行逐步整理评述，经过剖析与之附近的其他概念，澄清移动性的内在，希冀这一范式能为更多的后续游览研讨供给更新的思路。
1 社会学：活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移动性（mobility）之分野
千禧之年，同为今世英国社会学扛鼎之人的Zygmunt Bauman和John Urry别离出书了《活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13]和《社会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移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前者（liquid modernity）是社会学范畴占有比较中心方位的论题，由于该书评论的是“现代性”，“liquid”在这里仅作为描述词对modernity进行润饰，意在阐明现代性的特色；后者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相对边际的论题，但在与其他学科的穿插交融中却发挥了更大效果：Urry等建议将mobility作为全部社会科学的一种研讨范式（paradigm）[3-4]，并于2006年创办了Mobilities期刊，在首刊的编者文 [3]中再次重申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讨的“mobility转向”，提出Mobilities这本期刊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一议题打破各学科鸿沟，让这一主题的研讨走向中心。因而，Bauman和Urry的研讨并无相关，两者简直一同发作，各自独立开展；两人后来的论著较少引证对方论著，也源于两者议论的乃是不同事物。而把mobility译作“活动性”，把它作为Bauman“活动性”根底上提出的“新的活动范式”[10]，把Bauman现代性的活动性等同于Urry的mobility[14]，或许有悖于mobility概念提出的初衷。为了与Bauman的现代性的“活动性”（liquid或liquidity）这一遍及被国内社会学界承受的译法相区别，将mobility译作“移动性”更具合理性。下文从活动性（liquidity）和移动性（mobility）各自提出的布景动身，厘清两者的来龙去脉，在概念的传承更迭中剖析差异。
1.1 Bauman的活动性
在区别liquid和mobility/mobile/movement/motion的问题上，可采纳逆向思想的办法：后一组词语其实都描绘了一种“运动”，那么反义词就是“停止”（static）或许“不动”（immobile），而前者liquid既有“液体”的意思，也有“活动的”意思，其反义词是solid（既能够表明“固体”也能够表明“巩固的”）。Bauman运用流体及其液态特性来阐明现代性1的特征，是十分精准的：“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刻上的持久性”[17]。固体杰出表现在它的空间意义上，而液体则表现在它的时刻意义上，由于流体不能持久坚持它的形状，易于改动自己的形状，所以对液体来说，时刻维度比空间维度更重要[18]。“从某种意义上说，固体没有时刻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首要是时刻维度”[17]。“活动的现代性”之“活动性”不只指“本钱的活动”，更是指本钱活动带来的全球化成果：“社会”的活动和崩溃。Bauman根据活动的现代性注重的焦点之一是新自在主义环境下本钱和人力的活动对社会构成的潜在要挟。如Bauman以“游览者”或“漂泊者”描述现代人生活在各自为营的空间里，但不与这个空间发作实质性联络，他们不关怀公共政治，只关怀私人生活，没有建立起公共责任。他藉此来比方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之间相关好像液体一般的不稳定性。因而，“活动”是Bauman对后工业时期现代性的一个判别、一种确诊，而并非对现代性的否定。endprint
在Bauman把“活动的现代性”作为当今西方兴旺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个确诊性定论[19]时，他也剖析了其构成的首要原因是时空紧缩。前现代是空间的前史，这一时期的威望经过人为地制作空间间隔来完成，对他者的降服和操控是经过对空间的降服和操控达到的。而在活动性的情况下，时刻和空间不再合二为一，而是时空别离，空间被时刻所操控，权利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进行运动（如经过视频会议能够一同向不同空间上的参会者分散权利），以致于空间被挤压得能够疏忽不计[18]。这一观念与大卫·哈维提出的“以时刻消除空间”异曲同工。
可见，在时空二维概念中，Bauman更注重的是时刻意义。现代性的特色就是以时刻（液体）去溶解空间（固形物），或许说，用时刻去改造空间。与这种“活动性”相似的表述，是Marshall Berman的名著《全部巩固的东西都云消雾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的标题句，意指在现代性中，全部传统、宗教、终极价值等巩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1.2 Urry的移动性
Mobility成为社会学的论题相同源自后工业年代的全球化和时空体会改动这两大布景，但Urry移动性注重的内容和Bauman的活动性全然不同。
首要，Urry一向是在跨国环境问题这个结构下注重移动性出题的，这和Bauman从现代性这一社会形态下来注重活动性的视角不同。以跨国环境问题为中心议题，社会学家们发现源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停止的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1]无法处理“烟雾即民主”[20]的问题。环境问题带来的应战使得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打破原有的阶层民族鸿沟、地舆鸿沟乃至学科边界。Urry在“游览注视3.0”[21]一书最末的“危险和未来”中激烈批评迪拜这样高耗能、非环保的游览吸引物的存在，斥之为游览业的“危险”；offshoring一书[22]更是致力于提醒全球化阴暗面之“高碳社会”，他曾参加的我国城市移动性项目也和低碳立异有关[23]。
其次，Urry要点注重了兴旺国家和开展我国家之间的移民、劳工或许不相等的移动结构，这是Bauman的活动性较少说到的论题，却恰恰是Urry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特色的一个再发现，也是移动性能成为一种研讨范式的原因。Urry对19世纪英国铁路的剖析[1]，不是对后工业年代社会的剖析，而是从头发现曩昔年代被忽视的问题：交通东西绝不仅仅东西，它不只重塑了咱们时空体会，并且重塑了围绕着移动的权利联络。火车的呈现使得长间隔游览的本钱大大下降，不管贫富，都能够享受到自在移动和安全保证，推进了关于移动的民主化。在Urry的启发下，纷繁呈现了对轿车、机场等移动东西和空间的剖析，就是为了提醒移动中触及的权利联络，以及怎么去发明更相等、更人性化的移动环境。由于Urry从不同空间中人的移动权利来审视社会结构，未来或许会发作“移动社会学”这样的分支，可是简直不或许发作“活动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这样的分支。相较于Bauman的活动性在社会学中的研讨热度，笔者以为Urry的移动性在社会学研讨中被严峻轻视。
再次，Urry把“移动”作为社会网络中起到连接效果[13，24]和重构社会生活及文明身份的决定性要素[1]，搭建了人和非人（non-human）要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而Bauman的“活动”则强调人变成“没有联络的人”，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17]，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警醒和批评。以往社会学在结构功用主义的范式下疏忽了人和非人要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过火强调了人而疏忽了“物质”（material）的存在，而媒体技能带来的互联网社会和时空体会的改动（或称“时空紧缩”[15，24]），使得社会的移动加快，并趋向网络化、扁平化。假如采纳网状（而不是阶层状）、动态的观念去查询社会，就会发现事情的不行猜测性或许意外成果。Urry的mobility观念即强调了国际的杂糅性和多元性，由于移动不仅仅人的，并且是物的（非人的），不仅仅实体的，并且是虚拟的，是移动使他/它们联合，构成社会网络。
因而，在移动性研讨中，飞机[25]和轿车[26-27]作为连接前言，常常成为探究新的动态网络怎么建构的研讨主题。Urry在剖析轿车移动性为何代表了一种自在源泉时指出，路途的自在使用权赋予驾驶者以任何速度、在任何时刻去往任何方向的弹性，在西方社会经过杂乱路途系统建构的网络联合上，能够抵达这一网络中的全部居民居处、作业地址和休闲去向[1]。而飞机相同和轿车、办公室、商务酒店等紧密相联成网络，协助商务客们毫不费力地完成无缝对接的游览。机场作为联接移动的根底设施之锚（infrastructural moorings），是“动”中“不动”的节点，不只承载了飞机的实体移动，并且表现了代码的虚拟移动，得到了很多研讨注重 [13，28-29]。
最终，Urry的mobility和Bauman的liquid概念并无接受联络還能够从作品引证上窥见一斑。Urry关于mobility的作品[1，30]只在以下现象下说到了Bauman的漂泊主义（nomadism）和液态性（fluidity）。其一，引证了Bauman关于“漂泊者”（vagabond）和“游览者”（tourist）的相关论说[31]，旨在解说不同词汇隐喻之义[32]的不同。其二，引证了Bauman关于“粗笨、固化的榜首现代性”和“轻盈、活动的（liquid）高档现代性”[13]来比照“现代性”和“活动的现代性”年代的不同。榜首现代性中的办理犹如出产线上有人拿着皮鞭监督工人，这种监督是可见、直接的；可是高档现代性只需装置一个代表权利的摄像头，这种监督下的权利操控轻盈无形。正是在这种“活动的现代性”的布景下，人、财、物、信息等的移动速度才取得空前重要性。而Sheller和Urry [4]也必定了Bauman活动现代性理论有助于使咱们从现代国际的停止结构中抽离出来，去审视移动系统下由人、机器、资讯/印象所组成的社会实体。endprint
1.3 小结
Bauman和Urry都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年代布景下提出各自的理论，两者都批评停止固化的传统社会学理论，有必定相关性，但两者的理论视角悬殊：Bauman一向站在高档现代性特征的视点去解说“活动性”；时空维度中，他更注重的是时刻。Urry注重的是这种现代性布景下的有形和无形的“移动”；时空维度中，他更注重空间。后者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这也能够解说为什么Urry的移动性概念后来能更多地被移植到地舆学和游览学范畴开枝散叶。“移动性”一向围绕着“移动怎么或许及发作何种成果”打开，并不是Bauman“不再巩固，不再稳定不变”的“活动性”的题中之义；而“移动性”中对杂糅性（hybridity）、前言现象（mediascapes）、虚拟实际（virtual reality）的相关评论，和“活动性”更是无甚相关。如此，Urry的“移动性”和Bauman的“活动性”泾渭大致可明。
2 地舆学：移动（movement）和移动性（mobility）之同源
2.1 地舆学的“移动性”研讨传承
当Shell等[4]提出将移动性作为全部社会科学的一种研讨范式时，也包含了地舆学。地舆学有根据移动性的教科书[33]和专著[34-35]，地舆学者是Mobilities这本学术期刊奉献最杰出的作者和编者集体，移动性也一向是地舆学会议评论的主题[36]。代表美国地舆学最高研讨水平的旗舰期刊《美国地舆学家联合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6年的开年特辑就是以mobility为主题的专刊，刊登了从2013年AAG大会搜集的230篇论文摘要中选择的28篇论文，覆盖了有关移动性的理论、办法论和阅历研讨。这些都表明晰移动性现已和空间、地址、网络、标准等一同，归入中心地舆概念之中[37]。
其实，移动性持久以来就是人文地舆学的注重焦点[11，36]：Crowe[38]曾在进程地舆学（progressive geography）的论说中说到了与mobility相关的3个词：moving，movement和move，以为“对移动着的（moving）物体的研讨可助咱们在正确的途径上前进一步，由于相关于停止的散布，移动（movement）包含了3大要素——来历、目的地和移动（move）的有用志愿。”他把移动与停止（static）相对，呼吁改造停止的地舆学，把重心调整到研讨“移动着的人和物”上来，构成动态的、重在研讨进程的地舆学。此处movement和mobility同源，均缘起于对空间移动的研讨，而剑桥英语词典上对mobility的解说也正是“能够自在或轻松移动的才能”（the ability to move freely or be easily moved），用move来阐释了mobility。所以将地舆学中的mobility译为“移动性”，能有用传承学科概念，并保护原词词义的信达。
Crowe的呼吁其时并未引起注重，但却被后来注重空间而非区域（region）的理论地舆学（theoretical geography）所回应。Bunge[39]支撑Crowe提出的相似“移动人文地舆学”（mobile human geography）的观念，以为移动及其办法应成为新的理论地舆学关心的中心，乃至能够跨过天然和人文的边界：如天然地舆中，山脉和海岸线看似停止的，但其实也能够经过绵长地质年代的运动（movement）来解说；人的移动也能够依照实证主义的办法来进行丈量、寻觅规则，因而不管天然地舆仍是人文地舆，都能够融入数理地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因而他倡议“走向一种微观的移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ovement）。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鼓起的交通地舆学更将移动性置于空间科学的中心舞台，“人和物从功效低的当地被运送到了功效高的当地”[40]，“理性移动的人”（rational-mobile-person）使交通成为了首要人类活动，并能够用地舆学的办法从空间视点加以研讨，以处理运送业和运送活动中的问题。交通发明晰“地址的功用”（utilities of place）；一般情况下，净力最省（least net effort）准则是空间科学中移动性的重要准则。此刻的交通地舆学注重的是作为移动的物质根底设施的节点或网络，借以组织空间和地址；空间学者还热衷于计量地舆学的建模。Nature杂志上Gon?alez等[41]以大数据和信息技能寻求个别时空移动规则，将对物理移动的研讨面向顶峰。能够预见，未来对物理移动（movement）的研讨将更有赖于空间信息技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开展，走向与“硬科学”的结合。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与其说移动性是地舆科学的新范式，不如说是旧话重提[36]。除了空间地舆和交通地舆外，人和物的移动也是地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焦点，包含移民地舆学[42]、时空地舆学[43-44]、女人地舆学[45-46]、游览地舆学[47]、产品地舆学[48-49]、前史地舆学等。曾经边际化的移动性主题逐步成为研讨者的查询爱好地点，如人在移动中的阅历和体会——人们怎么在行走、跑步、舞蹈、駕驶、飞翔的进程中发明空间和空间故事[35]。
2.2 地舆学的“移动性”研讨转向
尽管地舆学界一向有mobility这一概念，但把mobility的意义提升到更多元化内在的“转向”层面，则是在Urry的千禧年专著[1]出书之后。主编Kwan等[37]经过对《美国地舆学家联合会会刊》1911—2010年期间的论文剖析发现，20世纪最终40年的mobility术语绝大多数用来指个别及其家庭之间的寓居式移动（residential movements）。但他们并不以为地舆学研讨的移动性范式是单向线形的从简入繁开展的，国际一向是继续“移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改变仅仅移动的强度和地舆标准大大增强了。一同，Kwan在同国内学者协作的中文论文中也把mobility译作“移动性”[50]。最近10年的移动性研讨更走向深入和多元，移动性成为多种移动的奇妙交错：物理移动、物理移动所建构同享的社会意义、物理移动所带来的体会和具身实践[34，51]，奠定了新世纪转向后移动性研讨的3层根本意义。endprint
